官员该不该“因言获罪”？

《半月谈》杂志近日盘点官员雷人之语，包括重庆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的“跟政府作对就是恶”、宜黄县官员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质问如此官员“还有何德何能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要追究说话人的责任，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因言获罪。
官人说话越来越雷人，这是人们共有的印象。“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发前人所未发；“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言人所不敢言。类似言论引来舆论挞伐，但言者无罪，继续稳坐钓鱼台。或许在有关部门看来，雷人之语只是一个表达问题，谋大事者不拘小节。去年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替谁说话”语惊天下，郑州市委组织部却说，逯军言论仅属个人，组织部管不了。

在国人印象中，公民因言获罪，就是限制言论自由，政治上则堵塞言路，不利于真理愈辩愈明。在“文革”时期，很多人因为言论忤逆上意，遭致政治清算甚至牢狱之灾，弄得万马齐喑。国家排除因言获罪，结果社会获得越来越大的言论自由空间。

官员不是圣人或神仙，有时候情急之中，难免会说错话。言与行，毕竟是两个不同范畴，说说而已，只要“行正”就行了。因此，人们经常强调，“听其言，观其行”。官员说错话，可以澄清，可以纠正。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是有名的大嘴巴，不时说错话，但美国人还是原谅他。撇开“行”，单独计较官员的“言”，是没有意义的。

但官员不是普通公民，其说错话的权利不同于公民的言论自由，官员的身份限制了他的言论自由度。官员的言论，必须符合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这构成“政治正确”的基本要求。公开挑战主流价值观，公然向人民叫板，这样的言论大概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容忍的。环顾世界，因言论悖谬而辞职的高官，各国都有。

很多官员的雷人之语不是一时失言，不是个性与表达的问题，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观念基础，并见之于行动。王银峰声称“跟政府作对就是恶”，事实上他不就是强令合法在建楼盘停工吗？“宜黄官员”认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宜黄官员不正是滥施强拆的吗？在语言狂悖的背后，是权力的滥用，是公民合法权利遭践踏。

对此类官员做出适当处理，从维护执政党的权威出发，很有必要。对于说话官员，有关部门有必要对其执政表现进行考查，作出评估。可以在两个层面处理：一是停职反省，给他们办办“宪法学习班”，使他们对权力、权力与人民的关系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二是动一动他们的乌纱，让那些公然蔑视民众的官员下岗，这于其本人、于国于民都是好事！

不过这样处理有局限性：官员的雷人之语说出了很多官员的真实想法，处分带头说话的大哥，是治标不治本。既然说真话受处分，大家干脆就只做不说，反正讲套话、讲正确的废话一直是很多官员所长。这只能使官员变得更伪善。

语言不仅是语言，而且是现实，它描述现实，建构现实。现实不变，权力与人民的关系不变，则官话亦不变。要治理官员雷人之语，治本之策不在于循声找人，使之“因言获罪”，而是要改变语言背后的现实。让权力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让官员对人民负起责来，则官员雷人之语自然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