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不需要借助谎言

去年春夏期间在教育界和各种媒体上哄传了整整半年的一篇伪文——《耶鲁大学前校长撰文批判中国大学》，最近又被著名民办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当成檄文翻腾出来推荐给读者，招来网民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这篇文章称，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说了很多让人听着痛快的狠话。譬如：“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文章中的话说得对错另当别论，问题是：耶鲁大学的小贝诺·施密德特前校长从未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耶鲁大学学报也从未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去年9月，耶鲁校方负责与媒体联系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已经清楚明白地对中国媒体进行了澄清。稍后，又有爱较真的网友考证出来，此文是用1987年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稿移花接木拼凑而成的。

譬如，《耶鲁大学前校长撰文批判中国大学》一文称，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譬如，该文又称，施密德特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查考施密德特1987年的演讲原文，上述引号内的话确实都有，只是他针对的并非中国大学，而是美国大学。

这篇作伪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在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征求社会意见的过程中，网民搞的一个恶作剧。假借世界名校校长之口，以最激烈的措辞，对中国大学进行批评，其眼球效应可以发挥到极致。该文在当时引起的轰动，相信许多人都还记忆犹新。时隔一年之后由教育界名流再拿出来，对于不明真相者仍具极大的“启蒙”作用。

近日街头遇险的著名打假作家方舟子，五六年前也曾跟著名启蒙作家林达较过一回真，并且取得了完胜。

方舟子以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林达《拯救信仰的努力》一文中，关于霍金信仰上帝的说法，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问题的描述，完全不符合事实。譬如林达称，“达尔文进化论很快就引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且被德国科学家接过去发展出关于种族优劣的‘优生学’理论”，“纳粹的这种‘科学理论’和政策，一开始就遭到美国人民的反对”。方舟子指出，事实恰恰相反——“第一，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由达尔文进化论引出的，而是由斯宾塞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59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了”；“第二，‘优生学’的‘科学依据’，最主要的不是进化论，而是当时刚刚诞生的孟德尔遗传学。美国人民也不是一开始就反对‘优生学’，恰恰相反，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展‘优生学’的国家，比德国都早。”翻阅相关的美国史著作可知，方舟子批评得对。

此前，方舟子还同样以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林达的《重新审视猴子审判案》一文使用了大量的虚假材料，对案件的叙述完全不符合事实，其中有些错误已经到了荒谬的程度。譬如，对于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律师”的克拉伦斯·达罗，曾写过多篇介绍美国法律文章的林达却表现得非常陌生，竟然把当时已经功成名就回家养老的达罗描绘成一个为了出名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国内涉及此案的有关翻译作品和学术论著目前已有不少，没有一篇从史料上支持林达的说法。

同样被视为启蒙作家，资中筠和刘瑜关于美国的著作，虽然读起来没有林达的那么过瘾，但其可信度则要高得多。

作为林达的热心读者，我至今仍然相信，林达的文章中出现这类事实错误并非由于主观故意，而是因为其立场限制了阅读视野，或者是由于年轻时在国内读惯了“以论带史”的文章，对证据的真伪不敏感。但我对于林达著作中所涉知识的可靠性，再不敢寄予充分的信任。你讲的道理可能是对的，但论据却让人不敢放心。

这种破绽，在非专业作者面向非专业读者、以“借古喻今”、“以古鉴今”为宗旨的作品中，更加常见。有的作者启蒙心切，在越界发言、学力未逮的情况下，干脆借助于明知的假史料，甚至故意伪造史料、张冠李戴。有些文章在大众传媒上反响强烈，在本专业同行中却少人理睬，就是为此。

启蒙如果借助谎言，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最终都会伤害启蒙本身——有意，说明你是骗子；无意，则说明你自己尚处在某种蒙昧之中。在这方面，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教导总是对的。如果有三分证据硬说五分话，振聋发聩的效果可能会有，你说的话不论真假从此再没人信的可能，也是有的。